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力耗费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道佛特别是儒家八股的钻研上，二是对方术、神秘学的推究上。现在，人们往往对前者了解得比较多，而对后者印象不深，其实，中国在神秘学方面的经典浩如烟海，丰富异常，中国古代的科学也往往蕴含其中。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学问一是显学，包括孔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鬼谷子、孙子等人的学问，以谋略（人生谋略、社会谋略等）为主线，论述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二是神秘学，古时称为“术数”、“阴阳术”，这其中包含了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历代对此研究者趋之若鹜。中国人对分析探索大自然不感兴趣，因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但是，我们象许多原始部落一样，基于对自然、社会、人生现象的不了解，方术大为盛行。许多人一辈子皓首穷经，钻研方术，正象许多古希腊人废寝忘食地钻研科学一样；中国很多名家撰写过术数类书籍，如刘伯温号称“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他著有（或相传著有）《多能鄙事》、《奇门定局》、《金弹子》、《一粒粟》等书，为汉时东方朔的《滴天髓》、《灵棋经》，南唐何溥的《灵城精义》，宋时赵普的《烟波钓叟赋》等书作过注。王充、苏东坡、朱熹、文天祥、宋濂、纪昀、俞樾、曾国藩等人都对神秘学颇有研究，流传到现今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三分之一属于此类术数类著作。可见，它耗费掉了多少中国人的精神和智力呀！
中国神秘学的内容尽管没有严密的论证，都是一些神异、猜测、附会、感性、经验的东西，但其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它包括星相术、相命术、占梦术、风水术、炼丹术、测字术、巫术、养生术等。著名的典籍有：《史记·天官书》、《开元占经》、《五行大义》、《梦占逸旨》、《周公解梦》、《解梦书》、《梦书》、《黄帝宅经》、《葬书》、《阳宅撮要》、《阳宅十书》、《阳宅辟谬》、《龙首经》、《奇门遁甲》、《飞盘奇门遁甲》、《遁甲演义》、《金匮玉衡经》、《太乙金镜式经》、《梅花易数》、《河洛精蕴》、《步天歌》、《推背图》、《烧饼歌》、《藏头诗》、《滴天髓》、《麻衣相法》、《柳庄相法》、《神相全编》、《六壬大全》、《日书》、《阴阳书》、《协纪辨方书》、《周易参同契》、《抱朴子》、《金仙证论》、《指玄篇》、《大丹直指》、《灵宝毕法》、《字触》、《测字秘牒》、《十问》、《合阴阳》、《黄庭经》、《素女经》、《玉房秘诀》、《房术奇书》、《养生四要》、《摄生总要》等。
方术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其理论基础有四：一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二为五行相生相克；三为阴阳转化；四为原始崇拜。其方法有：演绎附会，揣摩臆测，察言观色，模棱两可，随机应变，类比象征，使用遁辞等。
中国人从来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人文环境，人间的旦夕祸福迫使人们对命运、未来及各种变数苦思冥想，由此，形成了博大深邃的生存智慧，也就是神秘学。人文的东西往往很难准确地把握，所以，中国人的学问，无论是《论语》、《老子》，还是谋略、术数，都是含混的。
西方虽然也有“神秘科学”，可是不如中国术数之悠久漫长、影响之大。孔夫子就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可见，他就是命运信奉者。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批方术师，特别是鬼谷子被称作算命术的祖师。唐朝时李虚中开创了生辰算命术，他以人的生辰年、月、日推演寿夭贵贱，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所以，算命的人又尊他为祖师。现存有《李虚中命书》，疑为后人伪托。五代末之徐子平（曾与著名的麻衣道人陈图南隐居华山）将李虚中的方法进一步加以发展，他测算年、月、日、时“四柱”，每柱天干、地支各一字，共为八字，然后按阴阳五行生克变化推演命运，称为四柱八字算命术或子平术。传有《渊海子平》《明通赋》等书。其后，四柱八字算命风行天下，苏东坡有《东坡志林》，朱熹有《赠徐叔端命序》，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谈命录》，明朝时刘伯温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禄命辨》，清时发展为铁板数（用父母、本人八字，加上五音八卦推演，传为宋朝邵雍作）、紫微斗数（用本人的生辰八字，配合星辰十二宫八卦推演）。
算命术起源于占星。先人认为，人的命运都是由冥冥上苍决定的，所以，《易经》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黄帝就设立星官，负责观察“日月星辰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古书中也有许多关于星辰与人事命运关系的记载。东汉时王充著《论衡》，首次将星象与五行结合起来，成为命理学之先驱。可见，算命术历史久远。相面术也是一样，起源于先民，到春秋战国时已有许多记载。如周室内史叔服、楚之令尹子上、越之范蠡、秦之尉缭都能相面，叔服说公孙敖的儿子谷“丰下”（下颌丰满），“必有后于鲁国”；子上说太子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残忍的人）也”；范蠡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故离他而去；尉缭说秦始皇“蜂准（鼻子高），长目，鸷鸟膺（胸部挺起），豺声，少恩而虎狼心”，遂离去。汉朝时许负、王充、王符，唐朝时袁天罡，宋朝时陈抟，明朝时袁珙（著有著名的《柳庄相法》）、袁忠彻等人皆为大家。袁天罡还发明了称骨测命法，他将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换算成骨头重量，求其和，然后可查出命运。俗语骂人“贱骨头”，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古代的风水术独树一帜。风水术也称堪舆术（堪：天道；舆：地道），是中国古人集居住环境选择、墓葬选址、建筑布局、景观评价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其理论基础为天人感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为天人感应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同时结合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其专制独裁、三纲五常的思想；而后人则由此创造出丰富的风水理论体系。风水师将山体分为“五星”：圆山为金，直山为木，曲山为水，尖山为火，方山为土；将方位分作五行，使用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得出五行相生的吉式或五行相克的凶式。晋代的郭璞相传著《葬书》，提出葬者乘生气（生气即行乎地下的阴阳五行之气，人皆由气构成，人生则气聚，人死则气散，但可通过择地使气凝聚，笼罩死者，感应生者）、气藏风得水（避风，有水环绕）等学说。著名的《黄帝宅经》则提出宅性说（按房屋朝向分为阳性宅、阴性宅）、命座说（住宅的不同方位是相应家庭成员的“命座”，在这些地方有各自的忌讳）、建宅顺序说（根据宅性确定依次动工修建的顺序，如阳宅宜从亥位建起，按顺时针修至乾位）、时令说（不同的季节有其忌讳，如春天不宜建东屋）、虚实说（五虚令人贫贱，五实令人富贵）、宅墓配合说等。象这类中国古代风水理论著作汗牛充栋，后世多有发展变化，日益复杂、精密，象五行、八卦、64卦、干支、日辰、方位、阴阳、气脉等无不汇入风水理论之中。上到皇帝下到百姓，大到选都小到门窗之位，无不取决于风水。
中国古代的养生术、房中术著作也是卷佚浩繁，足见中国人对世俗的热衷，对长寿、饮食、男女之道的花样翻新。中国的食疗、药疗、炼丹术、养形术、养神术、五禽戏、气功、按摩、推拿、房术等理论和技术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古书《养生方》、《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就主要属于房中术。东汉时，张道陵以“玄、素”之道（传说黄帝曾从玄女、素女学习房中术）为人治病。曹操曾召集方士讲习房中术，曹操“行之有效”。晋时葛洪著《抱朴子》，此时还出现了《玄女经》、《容成经》、《彭祖经》、《入内经》、《内宝经》等书。隋唐时，房中术空前发达，药王孙思邈著《千金要房》，还有《素女经》、《交接经》、《洞玄子》、《玉房秘诀》、《新撰玉房秘诀》、《素女方》等问世。可是，宋明理学兴起后，灭人欲，存天理，士大夫对性讳莫如深。明时从宪宗以后，朝野上下又都大谈房术，方士因向皇帝进献“春方”也多青云而上，文坛也出现了《金瓶梅》等“淫书”。此后，房中术走向衰落，到西方医学传播后，更湮没无闻。
方术、神秘学正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和思维方式！虽然世界各民族都有迷信、巫术之类的东西，但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没法与中国相比。中国的方术自成体系，历时数千年经久不衰，深刻地反映了民族性。
从方术内容上来看，中国人是世俗主义者，所以，方术也是为了满足人们世俗的欲望。如追求荣华富贵，吃喝玩乐，长寿成仙，死后也要葬于“风水宝地”，庇荫子孙大富大贵；再如，中国人重视封建伦理尊卑，方术中也浸透了男尊女卑、官贵民贱、光宗耀祖、忠孝节义、帝王将相等内容。中国人也是命定主义者，圣贤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因此，方术师认定命运决定面相八字，面相八字反映命运。既然命运是铁定的，那么老百姓只能认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对统治者不加反抗；秦末陈胜起义，首先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表明了对命运论的公开挑战，可惜，这种声音在历史上太微弱了。
从思维方式上来看，中国人是象征主义者，我们不擅于逻辑推理，但擅于类比、比喻，五行学说及其运用正是如此；譬如，四季可以配五行，除春夏秋冬之外，再加上“长夏”即可；方位也可配五行，除东西南北之外，再加上“中”即可。利用五行生克、阴阳八卦来推演，很象代数学，颇能胡弄人，可是其前提和五行本身就不是科学的，只能算作伪科学。
方术起源于三种原始信仰，一为天象崇拜与畏惧。古人遥望茫茫天空，倍觉神秘，因此，产生许多遐想；他们认为，天上每一颗星，对应地上每一个人，天与人是相互影响的；陨星、彗星的出现是不吉利的；箕星出现会有风，毕星出现会有雨。总之，天象与人事是对应的，于是，星命家们直接从星象推断人的命运；后来，书生们嫌这种方法太简单，便运用五行八卦来附会，增加了神秘性。二为动物崇拜。中国的十二生肖便是动物崇拜的残余，牛马狗是因为帮助人类劳动而受崇拜，兔羊鸡猪是因为有助于维持人的生命而受崇拜，龙虎蛇鼠是以其威严、凶猛、害人而受崇拜，猴子则因为与人类相近、机灵顽皮而受崇拜。三是五行崇拜（元素崇拜）。古希腊、古印度也有世界组成的元素论，如有人认为世界由“火”组成，有人认为由“水”组成，有人认为由“地”“水”“风”“火”组成，但他们没有将这些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中国人不仅把五行与四时、五味、五色、五声直觉地联系起来，而且将之与种种人事作类比、推理，由此得出荒唐的结论。
还有，方术与中国传统医学关系很大！一是巫师、道士常常运用巫术替人看病，二是中医与方术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它们都以五行学说为基础，三是中医与相术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如中医的主要诊断方法是望、闻、问、切，与相术的观颜察色、询问抚摸是一致的；中医所说的肝火望者面赤，目涩，性躁，与相理所说的面赤者“性急、多暴躁”是一致的。可以说，医、相是同源同道的。
不过，中医尚有合理成分，而方术大部分荒唐透顶。譬如，相术中以气色判吉凶，将面色分为青、白、赤、黑、黄五种，唯有黄色是大吉大利的，它起源于中华民族对黄色的崇拜、对帝王的崇拜；现在我们知道，黄色恰恰是有病变的反映，说明肝、胆有毛病。可见，方术不仅不合理，而且会害人不浅，是不宜向世界传播的。
可是，方术、神秘学这种伪科学，让中国人着迷了几千年，浪费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真让人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