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算命术（四柱）的巅峰，就要数唐代了，在唐代算命术飞速发展，并且正式确立体系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核心作用的有李虚中、僧一行、桑道茂等人。其中魏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人李虚中，字常容。
唐德宗贞元年间，李虚中科考顺利，中了进士，后来一直做到殿中侍御史的官。平时，他精究阴阳五行，能够根据一个人出生年、月、日的天干地支，来推定他一生中的贵贱寿夭，吉凶祸福，并且竟然“百不失一”。
以上这些，都是唐朝大儒韩愈白纸黑字，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里明白告诉我们的。由于李虚中本人的本事，再加上韩愈一吹，后人就把他尊为命理学家开山祖师了。
因为东汉王充那一套，和李虚中“汪洋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的学说比较起来，毕竟粗糙得很，还形不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李虚中留下的著述，有署名为鬼谷子撰的《命书》三卷中的注释部分。但是后人考证结果，《命书》既不是鬼谷子所撰，就是连注释也不一定出于李虚中之手。
李虚中这种以出生年、月、日天干地支对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进行推测的方法，经过五代宋初人徐子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算命术才正式进入成熟完备阶段，并为后来的命理学家所广泛取法。
史书记载，徐子平名居易，曾和当时看相大师麻衣道人陈图南一起隐居华山，精研命理之学。他在算命术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李虚中推算年、月、日干支的办法。
进一步演进为年、月、日、时同时测算的“四柱”法。所谓“四柱”，就是以出生年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一柱，月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二柱，日期的天干地支为第三柱，时辰的天干地支为第四柱。
这样，每一柱天干一字，地支一字，共两个字，四柱天干地支加起来的总字数就是八个字。然后再按照这八个字中所蕴含着的阴阳五行进行演算，就可推知一人一生命运的大致情况了，他的著述，据说有《徐子珞琭子赋注》二卷，见《说郛·己疟篇》。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又有把算命术称作“子平术”的。
徐子平以后，宋代文人信命的记载较之前代，有了更加增多的趋向。苏轼《东坡志林》说到命的有三条，其中一条说韩愈以磨蝎为身官，而他本人也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渑州三灵山人程惟象，年轻时碰上异人传授命相要诀，后来精益求精，为人推算贵贱寿夭准确率很高。那时有个名叫张宣徽的，问他一个丁酉人命，他说：“天宾星行初度，不当作内臣，寿数五十四岁。”
结果果然被他说中。有趣的是，释文莹在《玉壶清话》中，还提到了一则瞎子算命的事，那时有个刘童子，从小瞎了眼睛，擅长于“声骨及命术”。荆南人夏侯嘉正向他求教，刘童子说：“你将来一定及第，并且有清职。收入除了薪俸，还会有百金的横财。可惜有了横财，寿数就终了。”
后来也果然应了他的话，这些记载，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学者如苏轼、王辟之、释文莹等人都是信命的，并且在他们的笔记中，似乎还带着明显拔高命术的倾向。
在方法上，徐子平所创立的“四柱”法从宋代开始，已渐渐地大行于天下了。那时，算命不仅是命理学家的事，就是通儒学者，也大多精通命理。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老朋友徐端叔，就是一个读书也精通命理的人。
对于徐端叔命理的大致情况，朱熹在《赠徐端叔命序》中说：“世以人生年月日时所值枝（支）干纳音（五行的一种），推知其人吉凶寿夭穷达者，其术虽若浅近，然学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盖天地所以生物之机，不越乎阴阳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错综变化，固已不可深究，而物之所赋，贤愚贵贱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厘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说哉。徐君尝为儒，则尝知其说矣。”
从其时著作流传看，现在仍在港台流行着的《渊海子平》，就是宋代徐子升根据徐子平命理研究成果，篡辑而成的一部重要著述。元朝时期，上层统治者虽然由汉贵族换成了蒙古贵族，可是汉族社会中算命的风气却依然盛行不衰。
据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的记载，元代有个旷达不羁的富贵子弟，好几个算命先生为他推算命程的结果，都说他的寿元只有三十岁。富家子弟听后，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就把家里的资产都慷慨的接济了穷人。
后来在一个风浪险恶的渡头，这富家子弟又救了个站立江边，正要纵身跳下翻滚波涛自寻短见的丫鬟。事情过去一年后，富家子弟一行又来到这风恶浪险的渡头摆渡，正巧上次被他救起的那个丫鬟从旁走来，坚决要邀请他回家和丈夫一起拜谢他的救命之恩。
原来这丫鬟后来被主家辞退，已嫁了人。没奈何，富家子只得让其他同行的二十八人先摆渡过去，自己则跟着丫鬟来到她家，待到吃过茶点，辞别主人出来，只听得街上沸沸扬扬，才知道刚才摆渡的船只，已被风浪卷没，而同行的二十八人，全都无一生还。这里，陶宗仪在宣扬信命的同时，又掺进了佛家积德可以扭转命运的因果报应思想，色彩极为瑰奇。由于元朝享国不长，命理学著述较少，只李钦夫所撰《子平三命渊源注》少数几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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