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学说之生成、发展、成熟，必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事变迁，学说流变与兴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必然在作者书中有所体现。
梁启超先生说：“凡思想皆应时代之要求而发生，不察其过去及当时之社会状况，则无以见思想之来源。凡一思想之传播，影响必及于社会，不察其后此之社会状况，则无以定思想之评价。”有思想的哲学家总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并试图找出解决该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可能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作者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引发了思考。
冯友兰先生说到：“且人不能离其环境而独立，天下无完全新创之制度。”张启之先生也说：“先秦诸子之学，当以前此之宗教及哲学思想为其因，东周以后之社会情势为其缘。”纵横学说的诞生也不例外，必然以春秋以来的社会实践为其因缘，在前代人的基础上有所总结和发挥。
例如子贡的游说历程，就具有典型的早期纵横家色彩。子贡在与孔子的对话中说：“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这句话表明，子贡平息战争的方法不是“礼”，也不是“道”，更不是“法”，而是游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成功游说五国的事例，显示了早期纵横家的雏形。子贡在两国交兵之际，不带士兵，不备粮草，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可使两国停息战争。他还没有说另外一方面，两国本来相安无事，却因为他的伶牙俐齿而刀兵相向，干戈顿起。在春秋时期，类似子贡这样的游说活动还不兴盛，游说理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直到战国时期，各国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并非只在军事层面，政治、外交斗争同样重要，残酷而急迫的现实促使纵横学说的形成与发展。刘向在形容战国时期社会现实时说：“仲尼既没之后，田氏代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王侯；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仿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愍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战国形势，庶民百姓，命如蝼蚁。“兵革不休”的最直接受害者是庶民百姓。
在《鬼谷子·抵巇》中也有对战国时期社会现实的描述：“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馋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战国时期的乱局如此，无论平民、贤人或圣人都对当权者不满，公侯没有道德可言，小人受到重用，馋毁贤人，贼害圣人，贪图钱权而虚伪造作者处于高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乖乱反目”至极。这样动乱的社会现实，触动了有识之士的心灵，也促使了纵横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纵横学说的形成背景与春秋时期儒家、道家、墨家的形成背景大相径庭，故而其提出的主张也与其他诸家相差甚远。后世人站在大一统的“私天下”角度自然容易批评纵横家不择手段，没有原则。而刘向在其《战国策书录》中为纵横策士辩解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这里的“高才秀士”指的就是纵横游说之士，他们“因势”“据时”而为君主“出奇策异智”，使君主及所辅之国“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使百姓得安宁。
《鬼谷子》书中对庶民百姓疾呼：“盖士遭世异时危，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呼吁“道贵制人”，要学会自己掌握命运，希望庶民百姓参与到现实政治当中，虽然受世卿贵族政治所限，他们参与政治的途径很窄。
传统的贵族政治，“世卿世禄”制而已，庶民百姓皆不得参与政治。苏秦、张仪二人的游说历程初期都颇为不顺，除了自身的原因外，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战国初期，平民参与政治的意识还不像后世那么强烈。供大部分人选择的道路又很狭窄，这一点可以从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中看出来：“濮阳人吕不韦贾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从以上这则材料可以看出，仅是平民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如苏秦、张仪、吕不韦等人萌生了入仕途谋取尊荣的想法并付诸行动；第二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世卿世禄制虽然正在走向衰亡，但其余威尚存。以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为例：“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由上可知，孟尝君为齐国宗室亲贵。“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史记集解》引徐广说法，平原君乃赵惠文王弟弟。“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厘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厘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信陵君也为魏国宗室中人，亦是贵族。“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
战国四公子中，只有楚国春申君以“游学博闻”而获相位。史料明确，战国四公子都是各国的政界显要，实权派人物，其中三人（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都是贵族身份而手握重权，正如司马迁所说：“以骨肉重，固其理。”同时也实在反映出战国时期贵族政治余威犹存，平民晋身仕途注定命运多舛。在战国七雄中，受世卿世禄制遗毒最小的当数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从商鞅之后，担任秦国丞相的人大多为平民出身，例如张仪、甘茂、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一干人等皆非王室宗亲，都是或经变法、或经游说，或经征战立功而获相位的，凭借的是自己的才学。
他们出身卑微，但是秦国也就是在这些出身卑微的众多人才的推动下强大起来并灭亡了东方六国的贵族。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言，《鬼谷子》的那些话，是反抗当时贵族政治的号角，对打破世卿世禄制度，开创战国中期以至汉初的平民游说晋身制度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之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战国时期，“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的体制有土崩瓦解之势。在政治制度方面，“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平民出身的人通过游说、征战等途径而获得高位，从而参与到政权当中。在社会经济方面，“商人阶级崛起，弦高以商人而却秦存郑，吕不韦以大贾而为秦相，此资本家之与当时政治、外交发生直接关系者。”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鬼谷先生所处的战国时期，没有后来的察举、征辟，以及更后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来自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想要参与到政权当中，有这样三种途径：第一，游说，如张仪、苏秦等；第二，征战立功，如孙膑、白起等；第三，荐举，如公叔痤向魏惠王举荐商鞅。《鬼谷子》所重点阐述的正是第一种途径——游说，即出身卑微的平民通过“三寸不烂之舌”来参与到政权当中，来达到摆脱自己任人摆布的命运，也可以达到消弭战争、保一方百姓安宁的目的。这就涉及到纵横游说技巧、游说理论的问题，在战国时期这一问题也是诸子共同讨论过的，《韩非子·说难》和《难言》篇、《吕氏春秋·慎大览·顺说》篇等都在论述这一问题。非常可惜的是他们都是单篇论述，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鬼谷子》却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弥足珍贵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游说理论体系，成为了陈述纵横游说理论与技巧的理论专著，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正由于此，《鬼谷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长河，流传至今。
在三种出仕途径中，荐举并非寻常庶民百姓可以得到的；征战立功，成本高，风险大，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真的去赴汤蹈火；游说入仕，当是最简便易行的，风险也小，故而很多人争相学习。这一点可以从刘向的话中得到证实，“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可以想象在战国以至汉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在社会上流传的与纵横学说有关的言行、书籍当不在少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纵横家活动之频繁，给当时社会“士”阶层造成的影响之深刻、剧烈，以至于平民阶层皆欲学纵横术“以干世主”，因此才会有《国策》、《国事》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书籍仅记载了纵横家的言行事迹，而没有记载他们如此言行的理论基础，也即这些是“其然”的书籍，那么记录“其所以然”的书籍都有哪些呢？
在《汉书·艺文志》中纵横家类尚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煖》二篇。《阙子》一篇。《国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蒯子》五篇。《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三篇。”总计十二家言，一百零七篇。然而至《隋书·经籍志》则仅剩“《鬼谷子》三卷”。自此，《鬼谷子》成为纵横家独存之子书，也被后人奉为圭臬。
提起《鬼谷子》，就必然联系到纵横家。“纵横家是战国诸子百家之一，是一个独立的学派；同时它也是战国百家争鸣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战国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纵横家积极参与现实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与作用。……战国诸子蜂起的时候，各派都曾就天道、人性、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著书立说，激烈辩论，但总的说来，大多属于坐而论道，惟有纵横家把他们的主张彻底地贯彻到实践当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这个角度而言，纵横术是战国纵横之士的‘显学’，战国其实也就是纵横家的时代。”
那么，纵横家有多大的能量与数量，使得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其实也就是纵横家的时代”呢？我想用刘向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在战国时期，被后人尊为儒家亚圣的孟子、后圣荀子竟被“弃捐于世”，与之相对应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人却是“见贵于俗”，“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显然《鬼谷子》所提出的纵横理论是符合战国时期历史发展潮流的，鬼谷先生的两大弟子苏秦、张仪在当时以及后世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旧贵族日趋没落，社会“各个阶级或阶层都要起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企图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社会，以符合自己的要求和愿望。思想战线因此非常活跃。原有的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在斗争中产生了各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代表和思想流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百家争鸣的中心在稷下学宫。《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大部分人物即汇聚在这里。冯友兰先生说：“当孟子时，齐之稷下，为学术思想之一中心点。”，鬼谷先生也曾于此讲学，苏秦、张仪于此地向鬼谷先生学习纵横游说之术，纵横学说渊源于齐地稷下，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可吸收众家之长。《鬼谷子》的纵横学说造诣在后世无人能及的原因可能与此地的学说氛围有相当大的关系。百家争鸣的学说可谓多矣，造诣可谓深矣，有的学说在战国时期几乎无人问津，有的学说在战国时期人们不以为然，然而像《鬼谷子》所提出的纵横思想这样，在当代就引起巨大轰动，使从者如云的学说，更值得我们今天来研讨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