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张瑾华《中国精神读本》的主编，是已经86岁的王蒙先生。9月1日，王蒙先生亲自为“读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首发站台。热情洋溢的王蒙先生，说能为中国精神这样一本书站台助威很高兴。“首先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合乎时宜，因为我们越来越关心文化，我们谈文化自信，谈传统文化，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热潮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呢？”这是王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位原国家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学者观察到，现在有很多节目都深受欢迎，《舌尖上的中国》是中国文化，是中国的食文化，还有《诗词大会》也做得非常的成功。各种书出得非常多。到西单书城去，有种感觉，好像中国古书都出遍了，鬼谷子、各种稀奇古怪的都有，都全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概括一下，综合一下，能不能够抓住中国精神，我觉得这可是个大题目。”王蒙说。“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讲梁漱溟的，梁漱溟的父亲也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他最后自杀了。他为什么自杀了呢？他说他感觉到他找不到中国性，中国性面临一个极大的危机，他感觉到中国性正在受损害，甚至说得难听一点，混不下去了，他只能死。这一点某种意义上和陈寅恪评论王国维的自杀是一样的。中国性实际上就是中国精神，就是讲的中国道路。所以要出一本书，来谈中国精神，谈何容易？大家到处都在讲中国文化，但是谁也不愿意，或者是很慎重地去尝试，能给中国文化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说法。”王蒙先生说。比如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很多外国人就想听中国人讲一讲是怎么个博大精深法，既然是博大精深，能用两句话回答出来吗？“所以这个事很麻烦，你不总结它不行，你不分析它不行。你总结它，分析它，你说了这个，落了那个。我个人听到过各种说法。阴阳五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易经》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或者还有什么。要说中国文化，从《周易》说可以，从《论语》说可以，从《道德经》说可以，从《孟子》说可以，从宋明理学、新儒学说更可以。”“所以尝试编这么一个读本，可是了不得的事情，是一个如大旱逢甘霖的事情。”王蒙这样说主编这本书的初衷。接下来，他想的是编中国精神的第一本书从哪说起，为什么一上来就是先编近现代的，他这样解释道：“近现代是对中国精神的考验，也是对中国精神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中国精神恰恰是发达得很早，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在亚洲处于前列，但是很少受到非常认真的挑战。所以容易变成一个大家背诵的老一套。后来中国的命运受到了挑战，正是在这种挑战当中，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中国的精神显现了它的担当，显现了它的应对，显现了它的反省，自我调整，也显现了它的学习的精神，显现了见贤思齐的精神，显现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有很多东西必须承认，我自己也不够熟悉，或者没有认真阅读过，我也非常感动。而且我在想，中国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精神是文化精神，拒绝森林法则的精神，中国精神概括起来，是以孔孟为代表的一种圣贤精神，是奉献的精神。圣贤的精神，用最好的文化，最好的道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理，天下大同，天下为公，都是用最好的，最善良的思想来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人民。一般古代不用人民的词，我用民人这个词，别人说你胡来，我说我不胡来，我用民人，贡献给民人。所以我们中国讲究的是什么？是内圣外王，得有爱圣贤的精神，尊重文化的精神，尊重利义的精神，这种圣贤的精神包含了君子的精神，也包含了士大夫的精神。“而我们在近现代这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大知识分子当中，看到了他们身上确实有这种文化的精神，士大夫的精神，君子的精神，也有救亡的精神，救国的精神。也有追求现代化，当时这个词虽然没那么提，但是从五四以来，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是在追求现代化的精神。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使我们中国精神也和普罗革命的精神，人民革命的精神相结合起来。”如果这个“读本”的系列再编下去，王蒙觉得还要研究一个发展的精神，改革的精神，还有治理的精神，还有实事求是的精神。王蒙先生谈到当下的生活，他说：“现在恰恰大家过得相对比较安定，比较舒服，发展得很快，这样一个生活之下，会具体考虑蜗居的问题，考虑公司的问题，考虑发财的问题。也不要轻易地把现代的和平生活里的人给否定了，要和平才行。笼统地说现代青年没有精神，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个人不主张把现在的青年说得那么差，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考验，新思想有新思想碰到的问题。”仍然笔耕不缀，透露自己最近一直在写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的王蒙先生，对当下青年的“精气神”，充满了希望，也寄予了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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