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是两种文体，都属于“笔”类。这两种文体很相近。论和说都是阐明某种道理或主张的文章。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第十八篇《论说》。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
“论”是对“经”的解释与说明。论的意思是道理。“论”所阐明的道理正确，就契合圣人的意思。
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
以“论”字作为名字最早的著作是《论语》。其实，孔子的话是圣人之语属于“经”，只是他的弟子谦逊不称“经”，而叫做《论语》了。圣贤之人真是谦逊啊！
《六韬》是姜太公所著，里面也有论的文章。虽早于孔子，但刘勰认为是后人所加。所以，《论语》是论的开始。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
论这种文体支流众多，阐述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四种：
陈述政事，这和议论文、说理文相合。解释经典，这和传文、注释相近近。辩论历史，这和赞辞、评语一致。评论作品，这和序文、引言同类。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yìn）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
议、说、传、注、赞、评、序、引这八种名目各不相同，适用于不同内容，但都是论述道理的。
这八者各自的意思是：议，适宜的话；说，动听服人的话；传，转述老师的话；注，即解释；赞，就是说明意义；评，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序，就是交代所讲事物的次第；引，就是对正文的补充说明。
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
所谓“论”，是对各种说法加以综合研究，从而深入地探讨某一道理。论所阐明的道理多是抽象的。如：庄子的《齐物论》、吕不韦的《吕氏春秋》等。
以上，是刘勰对“论”的含义所作的解释。
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聚，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
汉宣帝、汉章帝分别在石渠阁、白虎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讨论儒家五经，明确论的写作一定要遵循圣人经书中的道理。像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三将军论》，都能够通过借助史论的形式清楚明白地陈述情感。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gǔ）、王粲，校练名理。
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dān）、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曹魏初期，采用名家和法家的思想进行统治。所以，此时傅嘏和王粲的论文，能精练地考核名实，推论道理。
到了曹魏正始年间的时候，依然致力于继承前代的论文。同时，何晏等人开始谈论老庄玄学的风气日益兴盛。此时，老庄思想充斥弥漫在文坛中，和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竞争角逐姿势。这一时期产生许多精彩的论文，如：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这些论文都别出心裁、论点严密而犀利。
其它，如李康的《运命论》在内容上和王充《论衡》相同，但文采却超越《论衡》；陆机摹仿贾谊的《过秦论》，写了《辨亡论》，虽然远远不如贾谊的，但也是陆机的好作品了。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wěi），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
及至西晋时期，像宋岱、郭象的论文也能够思考精深奥妙的道理，王衍、裴頠的论文在“有”或“无”方面进行争辩。他们都是在当时最突出，而又扬名后世的论文家。
但是，偏执于有无之争的论文家往往会走极端钻牛角尖。如，坚持“有”的人太拘泥于形式，而注重“无”的人常流于虚无。这样都不能够得出正确的道理，写出的文章价值自己也不高。
刘勰既反对“崇有”，也反对“贵无”。
“般若之绝境”是无思无欲、有无不分的一种思想境界，深奥之理的极点恐怕就是这样了
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到了东晋时期，谈论的内容更狭窄了，只剩下玄老之学。刘勰认为，这时期的论文质量很差，还不如不写。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那么，论的写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和要求呢？
刘勰认为，“论”的写作，在思想内容上要能够辨明是非；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道理都能够分析透彻；道理要讲的完整、统一，不能支离破碎。在文辞语言上，要缜密流畅。
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辩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刘勰拿劈柴来作比喻：劈柴以能破开木柴的纹理为贵，斧头太锐利、太迟钝都不好；同理，写论文一定要采用正当的道理来论证，文辞也要雅正啊。这才是有才德的人应该做的事！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
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馀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
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另外，刘勰认为：像注释，虽然把论点、论述分散在经典注释中，虽然和论文有区别，但是将其汇总起来就和论文相同了。
啰嗦繁琐的注令人头痛、厌烦。如：秦延君为《尚书·尧典》中的“尧典”二字做注，就用了十多万字；朱普的《尚书注》，用了三十万言。
当然，“注”的经典范例有很多，比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三礼注》、王弼的《周易注》等，都很简明扼要，是优秀的经注。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
“说”是另外一种文体，和“论”体很相似。说是使人悦服的意思。多是针对紧迫的现实问题，用具体的利害关系或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服对方。
“说”字从“兑”，《周易》中的《兑卦》象征口舌，所以说话应该令人喜悦。
但是，话说的太过好听难免流于虚伪，变为谄媚之言。这就不好了。
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
善说的人能够解救国家的危难，使国家兴盛。比如：商代伊尹用烹调方法来说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强大；周初姜太公用钓鱼的道理来说明怎样使周代兴盛；春秋时期郑国烛之武说服秦国退兵，从而挽救了郑国的危亡；鲁国的端木赐说服齐国转攻吴国，从而保全了鲁国等。
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好的说辞在各诸侯国之间起着很强大的力量。比如：战国时毛遂一人的辩辞，比传国之宝的钟鼎还贵重，他的一张嘴唇，胜过百万雄师；苏秦合纵之说，佩带着六国的一大串相印，张仪连横之说，被封赠五座富饶的城市。
转丸、飞钳都是《鬼谷子》中的谋略，讲的都是如何说服人的谋略，即说话的技巧。
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huò），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xiéháng）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
到了汉代，国家实现大统一，说客变少，趋炎附势的多了，几乎不再有人敢于谏言了。有些谏言者甚至遭受了杀身之祸，如：郦食其被齐王田广所烹杀，蒯通也几乎被投入刘邦的汤锅。
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
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刘勰认为：若想获得预期的好效果，那么，“说”一定要在恰当的时机进行，轻重缓急要灵活运用。不仅要婉言陈说，也要书写成文。
如：范睢的《献书昭王》、李斯的《上秦始皇书》，都是书写成文的陈说。他们的上书陈说言辞巧妙，都能够遵循情理、切中要务，虽然触及到帝王某些险要问题，却能够大功告成。这都是善于陈说的啊！
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
此外，如西汉邹阳上书吴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当，所以，虽有危险却无罪过。但是，东汉冯衍进说于鲍永和邓禹，所讲之事既不紧迫又文辞繁多，所以虽然多次陈政言事，却很少有人重用他。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jué）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谲诳”，何哉？
那么，说的写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和要求呢？
刘勰认为，“说”的写作，内容上一定要意义充实、不能空洞泛论，既有助于时事政务的完成，又能够保全自身显荣。要用敏锐巧妙的文思完成说辞，把自己真心诚意的话写出来献给主上。
至于陆机所说的“说”的特点是表达明显而进行欺骗，刘勰是非常反对的！
赞曰∶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致远方寸。阴阳莫忒，鬼神靡遁。说尔飞钳，呼吸沮（jǔ）劝。
最后，刘勰对“论”、“说”进行总结说明：道理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把抽象道理陈述出来就成为“论”。论说之词可以深究天地间的至理，说服天下人的心意。
再抽象、再隐秘的道理都能够用语言论说出来。用精妙的方法来说服对方，呼吸间就能起到阻止或劝进的实际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