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是战国秦汉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学派。《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从横十二家”著作早已亡佚，因而后人了解纵横家的事迹，主要依靠《史记》和《战国策》等史料。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无疑对战国纵横家研究有着重大推进作用。《战国纵横家书》是否颠覆了传世文献？我们该如何协调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澎湃新闻专访了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运章先生，请他为我们讲述战国纵横家背后的故事。
蔡运章
澎湃新闻：
您在20世纪70年代就计划整理《苏子》《张子》《鬼谷子》和《战国纵横家书》这四部书，能否谈谈当时的初衷？
蔡运章：
我了解纵横家是从苏秦开始的。幼年时家父（讳世润）教我读《三字经》，知道古代有位名叫苏秦的先贤，是洛阳太平庄人。他年轻时“锥刺骨”，发奋苦读，后来曾“肩佩六国相印”。当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后，阅读《战国策》和《史记·苏秦列传》等史书，才对苏秦的事迹有了深入地了解。
位于洛阳太平庄村南的苏秦冢
纵横家的政治谋略和游说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书·艺文志》中包括“《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卷”的“从横十二家”著作，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相继亡佚。司马迁的《史记·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主要依据纵横家后学“拟作”的长篇游说资料，认为苏秦与张仪是同时搞合纵连横的敌对人物。这种说法，遭到后世学者的质疑。因此，传世的“纵横家”著作，就仅剩尚存争议的《鬼谷子》了。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里，发现有十六章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其中十四章“佚书”是连司马迁也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这为我们搜集、整理和审视《苏子》《张子》以及《鬼谷子》的相关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残卷
洛阳是纵横家的重要发祥地。鬼谷子是纵横家的鼻祖，其里籍有“楚人”、“河南府人”的不同说法。
“鬼谷”的地名，最早见于《史记·甘茂列传》。因此，学者多认为鬼谷子隐居的地点，当在今洛阳市汝阳县南七里的云梦山。
洛阳市汝阳县云梦山的鬼谷洞（网络图片）
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纵横家书信和游说辞的汇编。《鬼谷子》《苏子》《张子》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被此互相牵连，堪称纵横家的“四大经典”著作，也是研究纵横家和战国历史的珍贵文献。这就是我当初要搜集、整理、校勘和注释这四本著作的基本想法。
澎湃新闻：
司马迁写《史记》为何不采用《战国纵横家书》，而多取《战国策》的内容？
蔡运章：
司马迁的《史记》“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被誉为“史家绝唱”。司马迁在“周南”（今洛阳）受父命“述《史记》”，时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年）。而其真正着手蒐集史料，则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年。
西汉晚期，刘向“校《战国策》书”，乃是依据皇家收藏的“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等册子。司马迁编写《史记》战国部分时，《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颇可采者”（《六国年表序》），也是来自诸如“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一类的册子。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27章中，有16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根据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纪年木牍，可以确定该墓下葬的时间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文物》年第7期），即公元前年。可见司马迁撰写《苏秦列传》《张仪列传》时，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已埋入地下60多年，他自然无缘目睹其中记录苏秦真实事迹的那些资料了。这就是司马迁“不采用《战国纵横家书》，而多取《战国策》内容”的原因。
澎湃新闻：
您认为张仪和苏秦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有何依据？
蔡运章：
司马迁的《史记·苏秦列传》《张仪列传》，认为苏秦与张仪是同时搞合纵连横的敌对人物。
张仪辅佐秦惠文王推行连横战略，为秦国开疆扩土，功绩卓著。秦相甘茂对秦武王说：“臣闻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为多张仪而贤先王。”（《秦策二》“秦武王谓甘茂”章）李斯曾上书说：“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驰至今。”（《史记·李斯列传》）这些都是对张仪历史功绩的高度总结和肯定。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说明张仪连横的战略对手是公孙衍而非苏秦。
据《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时在公元前年。秦武王二年（前年）“张仪死于魏”。《史记·魏世家》也说：魏襄王“十年（前年），张仪死。”这说明张仪死于公元前年。
然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陈珍章”有“今者秦立于门”语，这里的“秦”就是苏秦。可见公元前年苏秦到陈轸门下游说时，还是个刚涉世事的年轻人。而这时张仪早已名冠诸侯，步入老年。
苏秦初次出游，失败而归，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他便找出太公《阴符》等书，发奋苦读，“揣摩”列国时事。他每当读书困乏欲睡时，就“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继续苦读。一年多后，苏秦便完成对列国形势的揣摩分析，信心倍增。这时，他听到燕昭王招贤纳士的大好消息，决心北投燕国，去施展才华。
公元前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派兵攻占燕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燕王哙被齐军杀死。公元前年，燕昭王（名职，前－前年在位）即位后，把齐国“破燕”看作奇耻大辱，立志报仇雪恨。他筑起黄金台，招揽四方贤士。《说苑·君道》载：“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这里的“苏子”就是苏秦。燕昭王对苏秦的到来非常重视，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并设盛宴款待。时在公元前年。
苏秦（？－年）一生的主要事迹，是作为燕昭王的亲信出使齐国，执行“以弱燕并强齐”的特殊使命。他凭着聪明才智，很快便取得齐闵王的信任，被任为齐相。苏秦先是策划齐国“举宋”、合纵五国（齐、赵、韩、魏、燕）攻秦、分化“齐、赵之交”，以便实现振兴燕国的“大事”。接着，在苏秦的策划下，公元前年，由乐毅统率五国（燕、秦、韩、赵、魏）联军讨伐齐国。
据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谓起贾”章，“天下剂齐不待夏。……而武安君之弃祸存身之诀也。”该篇是苏秦派使者去游说秦国将领“起贾”的说辞。这说明公元前年春季，在乐毅统率五国（燕、秦、韩、赵、魏）攻破齐国的前夕，苏秦尚未殉难。
这年夏天，当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破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西）时，齐闵王方如梦初醒，恼怒万分，便以“阴与燕谋齐”的罪名，将苏秦车裂处死。苏秦忠于燕国，以身殉职，被视“为燕之尾生”。
由此可见，苏秦大体应比张仪晚一代人。他们既不是同时师事鬼谷子的同学，更不是同时进行合纵连横的对手人物。
“相邦”张仪铜戈（《文物》年第8期）
澎湃新闻：
有学者认为《鬼谷子》一书乃苏秦伪造，那么《苏秦书》《鬼谷子》和《苏子》的关系如何？
蔡运章：
因为《苏子》《张子》早已失传，后来的人们难以窥知其真实面目。而《鬼谷子》始见于《隋书·艺文志》。致使三者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难以厘清。
据《汉书·杜周传赞》集注，东汉服虔、唐颜师古诸儒都将《鬼谷子》称为“《苏秦书》”。乐壹《鬼谷子》注以为，“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史记索隐》引）。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把“《鬼谷子》二卷”直署为“苏秦撰”。致使清儒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把《鬼谷子》误为《苏子》来辑录了。
长期以来，学者多把《苏子》《张子》与《鬼谷子》混为一谈。一是以为“《汉志》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东汉人荟萃二书之言为此，而托于《鬼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是以为“班固《汉志》所以没有《鬼谷子》书，实在因为没有这部书。到东汉，本《苏子》书，改成了《鬼谷子》书。于是《隋志》才有《鬼谷子》，而《苏子》书也同时亡了”（朱星元《战国纵横家学研究》）。三是以为“在秦汉时期，《鬼谷子》的內容依附于《苏子》，当时没有《鬼谷子》这样的称谓；魏晋以后才脱离《苏子》而流传”（《中华文化论坛》年第1期）。由此可见，《苏子》《张子》与《鬼谷子》的纠结状况。
《鬼谷子》是纵横家的理论经典。它的佚文和书名，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苑·善说》，西晋皇甫谧专门为之作注，足见该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流传于世。苏秦是鬼谷子晚年的学生。唐儒马总《意林》在《鬼谷子》卷首按语里指出“此苏秦作书记之也”。俞棪《鬼谷子真伪考》说：“余尝疑此书，大体为苏秦纂述师说之作。”可见《鬼谷子》乃是苏秦整理师说而编成的著作。
《苏子》《张子》是苏秦、张仪及其学派书信和游说辞的总集。虽然《鬼谷子》是“苏秦纂述师说之书”，但其内容与《苏子》《张子》明显有别。传本《鬼谷子》里没有苏秦、张仪的书信和游说辞，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和《史记》也未收录《鬼谷子》的篇章。这说明《苏子》《张子》《鬼谷子》各自独立，不相“掺和”。因此，那种《鬼谷子》乃“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的说法，不足为据。
明代人想象中的鬼谷子形象（《三才图会·人物十卷》）
澎湃新闻：
为何只有战国时代才是孕育纵横家的土壤，而在后来的大分裂时代如五胡十六国等时期很难再看到此种身份的人？
蔡运章：
战国之世，诸侯称雄，列国纷争。但是，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学派林立，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黄金时代。
战国初年，诸侯各国先后进行了政治革改，新兴的地主阶政权，大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因为各国都“务在强兵并敌”，致使“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走向富强，迅速形成蚕食山东六国的战略态势。刘向《战国策书录》说：“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珍、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从此诸侯各国间的合纵连横运动，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民本思想和士人精神是战国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在周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的指引下，列国统治者多能礼贤下士，以师相待。齐宣王说：“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齐策四》）“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楚策四》）“欲决霸王之名，不如备两周辩知之士。”（《东周策》）齐相孟尝君有“食客三千人”，赵相平原君有宾客“至者数千人”，就是当时社会崇尚士人风气的产物。
战国中晚期，在“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史记·滑稽列传》）的社会氛围里，纵横家己是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仅《战国策》所见就有多人。他们多被称为“游土”“策士”“辨士”“智士”或“权变之士”，而洛阳人苏秦、苏代、苏厉兄弟和周最，也被称为“两周辩知之士”。由此可见，战国时期“士气高张”的基本状况。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拙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民本思想和士人自由活动的社会氛围，就已荡然不存。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统治者，或为只知掠夺杀戮的游牧部落首领，或为地方割据的军阀势力，或为苟延残喘的没落贵族。他们既没有礼贤下士的民本观念，也缺乏招贤纳士的广阔胸怀。当时的社会里，早已失去允许纵横家生存的宽松土壤。这就是我国后来的大分裂时代，很难再看到战国纵横家那种“策士”群体的原因了。
蔡运章著《苏子辑校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5月
澎湃新闻：
后人对苏秦的评价毁誉参半，如王安石诗作《苏秦》云：“已分将身死势权，恶名磨灭几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后，却悔初无二顷田。”如何客观地对先秦苏秦等纵横家进行评价？
蔡运章：
长期以来，儒、法诸家出于“门户之见”，都极力贬斥纵横家的历史功绩。《孟子·离娄》载：“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朱熹注：“结连诸侯，如苏秦、张仪之类。”《韩非子·五蠧》则视纵横家为“从横之党”。三国时的秦宓说：“战国反覆仪、秦之术。”（《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明儒宋濓《诸子辨》说：纵横家“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宋濓《宋学士全集》）这说明儒、法诸家对纵横家的贬斥态度。
纵横家是中国古代“九流十家”的重要学派，在战国秦汉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史记·滑稽列传》说：“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由此可见，苏秦、张仪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苏秦、张仪所代表的纵横家，大都是当时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司马迁在《苏秦列传》结尾时说：“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夫苏秦起于闾巷，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盐铁论·褒贤》载：“苏秦、张仪，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万乘之主莫不屈礼卑辞，重币请交，此所谓天下名士也。”《论衡·答佞篇》说：“太史公叙言众贤，仪、秦有篇，无嫉恶之文，功钧名敌，不异于贤。……仪、秦，排难之人也，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当此之时，稷、契不能与之争计，禹、皋陶不能与之比效。”《文心雕龙·论说》说：苏秦“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因此，在《战国策》《盐铁论》等著作里，都把苏秦、张仪誉为能说服天下的“贤人”和“名士”。这是站在战国历史发展的最高层面上，对苏秦、张仪历史功绩的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