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捭阖第一》首句即言：“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陶弘景注曰：“圣人在天地间，观人设教，必顺考古道而为之。首出万物以前，人用先知觉后知，用先觉觉后觉，故为众生先。阳开以生物，阴阖以成物，生成既著，须立名以命之也。”这句话涉及到了先秦时期各学派都关心的宇宙生成模式的问题。首先提出宇宙生成模式的人是老子，老子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是天地造万物，至老子在天地之上又加一“道”，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是宇宙之本根。《鬼谷子》以《捭阖》开篇，“捭同辟，开也；阖，闭也。”是“捭阖”即是开闭之意。既可指人之说话口之一开一合，也可指自然界中两种力量——阴阳。在先秦时期，除了老子以“道”为宇宙的本根之外还有一种宇宙生成模式——阴阳说。《鬼谷子》仅言“阳开以生物，阴阖以成物”，仅言“阴阳”，而不言“道”，很显然在《鬼谷子》中阴阳乃是宇宙之本根，由阴阳两种力量而生成万物，实际上是一种阴阳气化论。“捭阖者，天地之道。”天地之道，本是阴阳，而此云捭阖，是《鬼谷子》强调阴阳捭阖生成万物的依据，也是其主张张口闭嘴纵横游说的渊源。捭阖实际上是由阴阳推演而来的，在《鬼谷子》中“捭阖”侧重人伦日用方面。“捭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这是在进一步解释捭和阴阳的含义。人只有开口方能言语，故而“捭”在此处又有言谈之意；人只有闭口才能保持沉默，故而“阖”在此处又有沉默之意。这样，捭阖、阴阳在《鬼谷子》中被予了新的含义。阴阳“捭阖”是起点，“捭阖”言默是重点，即“门户”说。“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陶弘景注曰：“心因口宣，故曰：‘口者，心之门户也’；神为心用，故曰：‘心者，神之主也。’”心中所思所想，必因口而道出，故曰：“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作者对于门户的强调可谓不厌其烦。捭阖即开闭，即开口说话和闭口沉默。要“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那么就要求人们在合适的时候言谈，在恰当的时候缄默。最理想的状态是“阴阳其和，终始其义”，开口说话和保持缄默总是在恰当的时候。《鬼谷子》更进一步强调、解释“捭阖”机关的重要性：“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开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见奸邪。……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陶弘景注曰：“口者，所以发言语，故曰：‘机关也’。情意宣否在于机关，故曰：‘所以开闭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窥见间隙，见彼奸邪，故曰‘窥见奸邪’也。……五色，为有目者施，故无目者，不可得而示；五音，为有耳者作，故无耳者，不可得而告。……口食可以肥百体，故可食也；口言或有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触忌讳，故曰：‘有忌讳也’。金为坚物，众口能烁之，则以众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凡人之情意、智谋等信息最主要的输出、获取渠道为口，谚语有“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的说法。口，可以吃各种各样的新鲜食物，结果使自己身体更加强健。口如果说一些犯忌讳的话，惹众怒的话，结果很可能会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灾祸。冯叔吉先生说：“读此段，以人情按之，无一不真。果是笔头上尽出千行万象。”此俱言“言不可不慎也。”“此言古人有句话说：‘口可以用来吃饭，但不能随便说话。’说话要有所顾忌。谚语曰：‘众口铄金’，就是因为人们在说话时怀有私心而难免歪曲事实的缘故。”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有《大化论》一章，张先生说：“大化即天地变化之大历程。中国哲人对于变化，多有深澈的见解。大多数哲人认为变易是普遍的事实，而变易之中有其常则。其次，对于变易之规律与变易之根源，亦多有精深的研究。大多数哲人认为变易之基本规律为反复，而变易之根源在于两一即对待而合一。”大化一词最早当见于《鬼谷子》，《鬼谷子·反应第二》中说：“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陶弘景曰：“大化者，谓古之圣人，以大道化物也。无形者，道也。动必由道，故曰与无形俱生也。”就《鬼谷子》而言，大化亦为变化，其根源为捭阖，亦为“反复”。进而解释“捭阖”也是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陶弘景注曰：“言事无开阖，则大道不化，言说无变。故开闭者所以化大道，变言说。事虽大，莫不成之于变化。故必豫审之。”宇宙、人事时刻处于变易之中，此变易之历程有无规律可寻，这规律又是什么？“中国哲人所讲，变化的规律便是反复。认为一切都是依循反复的规律而变化。何谓反复？就是：事物在一方向上演变，达到极度，无可再进，则必一变而为其反面，如此不已。事物由无有而发生，既发生乃渐充盈，进展以至于极盛，乃衰萎堕退而终于消亡；而终则有始，又有新事物发生。凡事物由成长而剥落，谓之反；而剥落之极，终而又始，则谓之复。反即是否定。复即是反之反，或否定之否定。一反一复，是事物变化之规律。”《鬼谷子·反应第二》篇中说：“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太平御览》引《鬼谷子·反应第二》篇时作“反复”篇。《鬼谷子》“反复”观念或曰“捭阖”观念直接来源于《易经》，“变化就是一进一退，一阖一辟。既进而退，退而复进；既阖而辟，辟而复阖。……亦可云：由反而复为辟，由复而反为阖。”“辟”即开，开辟，打开之意，与“捭”意一致。“捭阖”一词当直接从《易经·系辞传》中演化而来。“大化”、“反复”概念亦受《老子》、《易经》影响，这些词在《鬼谷子》中意义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将讨论的范围缩小了，集中而深化了。在《易经》中，“大化”、“反复”、“辟阖”是讲宇宙变化规律，而在《鬼谷子》中，只是把这些词运用到社会人事变迁上。《鬼谷子》认为变化乃是无时无处不有，其最早当源于宇宙初始形成时，有了宇宙，有了“阴阳”，也同时有了变化。具体到人伦日用方面，祸福、得失、利害、安危诸事，莫不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变化而完成的。因此，想知道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只须察看一下历史上该类人、该类事、该类国家的“捭阖”过程就可以了；依此而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于己。故能举无遗策，动必成功。”这是一种机械的循环论，反复的历史观，认为古今一体，往来一致，人我无别。在认知世界方面，依然是一种“向后看”的认知观。认为了解、认知了古代，自然就会了解、认知现在，甚至将来，并且还进一步推理延伸出，只需了解、认知了自己，自然也可以“认知”和了解别人。故而，中国人多强调历史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现实中遇到问题总希望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鬼谷子》当中的历史认知观依然是一种机械循环式的，认为“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在这里圣人不仅仅是指道德高深之人，还指人主，即游说者所要游说的对象。《鬼谷子》认为人主“自古至今”，莫不趋利而避害，亘古不变，故曰“其道一也”，然而变化形式多样：“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其道虽一，然而形式非一。形式不一，其中却存在一定的规律，概括起来两条“或阴或阳”，《鬼谷子》就告诫说阴阳要“宜先行者先行，宜后行者后行之也。”《鬼谷子》把哲学层面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学领域，进一步把人的变化形式也分门别类的总结为“贤、不肖、智、愚、勇、怯”数类。各人材气、禀性不同，如何辨别人之贤、不肖、智、愚、勇、怯？需要“审定有无，以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认定其人是否有才能、道德，必先观察其行为举止，哪些是实心而为，哪些是虚伪造作。了解其嗜好，喜欢与什么人交往，喜欢看什么书，掌握了这些信息，就可以看清《鬼谷子》把人主也分为贤愚两种，强调提前谋划的重要性：“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②这就是说，在处理问题之前，需要先考察事情的轻重程度、人主的贤愚。如果人主聪慧过人，又经过游说者的综合考量，问题尚有解决办法，那么游说者就留下来帮其谋虑此事。如果人君昏聩愚昧，又不听劝谏，那么即使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游说者也不要说（因言之也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自为之虑”，就要“深隐以待时”。这与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做法正相反，却与隐士的思维是一致的。李昉在其《太平御览·治道部》引用《鬼谷子》曰：“事圣君，有听从，无谏诤；事中君，有谏诤，无谄谀；事暴君，有补削，无矫拂。”正因为有了比干的“矫拂”，才有了商纣赐其剖心的结果；也正因为有了伍子胥的不断矫拂，才有了吴王夫差赐其属镂之剑，令其自尽，并且“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的结果。《鬼谷子》把哲学层面的“小”、“大”也引入到社会学层面，“为小无内，为大无外。”依捭阖、阴阳之道而游说，无论多么细小的事情都可以成功，无论多么巨大的事情都可以成功。在这里“为小无内，为大无外”指的是在人类社会中，游说者巧妙运用捭阖原理可以小到“说人”，大到“说天下”，“无所不可”。《鬼谷子》纵横游说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终极目标，即“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世无常贵，事无常师。”《说苑》中说：“谋有二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若此人者，居乱世则不害于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则必得天下之权。故知事者亦尚矣。见事而知得失、成败之分，而究其所终极，故无败业废功。”这里提到的是指导纵横家游说的最高境界。《鬼谷子》提出先要“立身、御世”，在战国乱世，存亡、祸福难测，不仅自然灾害频发，战争烽火更是严重危及普通民众的生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一种为消极避世思想，主张“全身保《鬼谷子》倡导纵横家积极入世，乐观处世，以自己的知识、勇气与聪明才智来达到“立身、御事”的目的。“施教、扬声、明名”谓对民众施行教化，使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而参与到政治当中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世上非以地位显赫为贵，以有高尚德行为贵；非以知识渊博者为师，以有善行美誉者为师，故曰：“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平民、庶人只要有德行亦可为“贵”。平民庶人只要有善行美誉皆可为“师”。德行、美誉非仅指孝悌而言，以“一言可以兴邦”，利天下、普济众生，以免除一国、一地居民生灵涂炭而言。纵横家如此阔达之胸襟，放眼天下的视角，身处太平温柔乡里的言谈之士是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他们有大气魄，是以一国安宁为己任的。他们的道德亦非囿于个人道德，是国家道德，是凡夫俗子所不能理解的。故而，《鬼谷子·忤合第六》曰：“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游说者要明白人主的选择莫不趋利避害，有时利害结果不是十分明朗，需要游说者拨开迷雾，了解事物的实质要素。“为人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陶弘景注曰：“有疑然后决。故曰必託于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则善，有患则恶。福患之理未明，疑人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恶其有患。”《鬼谷子》在这里提出的理论总基础是利害关系原则，认为人世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事物的实质要素即是利益。钱穆先生说：“三晋之士，韩、赵、魏三家，比较上重功利、法制与纵横思想。最早当渊源于子夏，后来演变出吴起。……三晋虽则多产法家、纵横家，而论其最先原始，则起于儒家。”百家思想所提出的政治主张，都是讲给当权者听的，也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其哲学是“强势者”的哲学。相比较而言，《鬼谷子》所提出的观点、想法是讲给平民志士、说客听的，给他们提供晋身的阶梯和掌握自身命运的可能，属于“弱势者”的哲学。因此，无论何时代的当权派都对《鬼谷子》其人其书存有偏见，甚至妄加诋毁，而不少的平民志士、说客和失势欲东山再起者则对《鬼谷子》青睐有加，甚至奉若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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